追忆陕西铁路革命的先行者，地下党支部书记张绍良

--献礼建党100周年，回顾张绍良讲述西安工运史实

最近在西铁资讯，西安铁路局官方澎湃号2021-05-1317:47报道的《铁路红色故事领导陕西铁路革命的首个基层党委》一文后，使我肃然起敬，想起了我的岳父那位时任长安机务第十分段党支部书记的张绍（张绍良）。

同时，在承德知青网，2018-01-1815:02报道的《热河延安文艺精神的播火者》一文中;c=showid=537

，也写到了：“1989年，西安召开了“西安市工运老干部座谈会”，得知姚一青的近况。为此，原中共西安铁路党委书记朱占义，原中共西安机务第十分段党支书记张绍良，组织委员柳文明……”

我的岳父张绍（张绍良）,河南孟津人（1920～2000），1938年参加地下党任西安机务第十分段党支部书记，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历经40年的申请才于1988年恢复了1938年的党籍。一位老党员，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路上一往直前、初心不改，用他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地下工作者的革命赞歌。

1940年10月19日，拍摄于陕西西安，当时20岁，时任地下党西安机务第十分段党支部书记。

1942年3月4日，拍摄于河南临汝，当时22岁，在临汝县电话局从事地下党工作。

1945年12月25日，拍摄于河南周口，当时25岁，在周口电话局从事地下党工作。

1988年3月9日，孟津县委组织部根据洛阳市委组织部的批复，以孟组字（1988）15号文恢复了张绍同志的党籍，从1938年2月入党时起算。

1988年8月，所写的《西安陇海铁路机务十分段工人运动》刊登在1989年《西安工运》西安市工运史研究资料第二期上。

1989年10月，应邀参加西安铁路系统地下党会议，原西安机务第十分段党支部部分人员合影。当时69岁，才刚恢复1938年党籍1年。

上图，从左至右，左一：张绍（张绍良）；左四：朱子彤（朱占义），左五柳文明。

1989年10月，应邀参加西安铁路系统地下党会议，参会人员合影。

上图，前排从左至右，左二：张绍（张绍良）；左四：柳文明；左六：朱子彤（朱占义）。

献礼建党100周年，重温红色革命历史。听我岳父讲述西安陇海铁路机务十分段工人运动的故事，这是他写在33年前，曾经刊登在《西安工运》上，记述他从事地下党的史实，今天让我们重新学习、深入细读，以了解那个时期的老党员的革命情怀。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西安陇海铁路机务十分段工人运动

张绍

一

我是河南洛阳人，一九三七年在洛阳县师初中部上学，因家庭困难，中途辍学。恰在暑期，洛阳陇海铁路招考学徒工，我被录取，分配在西安机务十分段、这时抗战已经爆发，我到十分段分配为擦洗火车头，半年后又分在电机房。在此己经接触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看到机务段的工务员和监工，常到工作地点检查监督，他们指手画脚，无端的指责和申斥，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触动和愤懑，内心十分苦恼，和我一块工作的学徒徐忠贤也有同感，并且经常也谈论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等问题，他也说：这个社会是个阶级社会，有阶级就有压迫，有压迫者，我们工人要想不受压迫，不受剥削，要想自由，只有起来闹革命，推翻压迫人的资产阶级。我听了很觉新鲜，从思想上也明白了许多道理，内心十分高兴，从此就有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在七月的一天下午，徐忠贤就领我去寻找共产党人。我们走到革命公园运动场时，看到场里有踢足球的，有骑车子的、有散步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在运动场边树根前有人在做攀树活动，当我俩走到树根前，运动的人下来，徐忠贤向他介绍说，这是张绍良，他想听听革命和参加共产党的道理。接着那个同志郑重地对我说，参加共产党要和封建地主资产阶级作斗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当前还要积极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敌人赶出全中国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在明白这些道理以后，我很高兴地参加了党组织，接受了任务，开始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去奋斗。

当时党的工作有两大项，一是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力量，二是宣传抗日政策，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行动。

机务段的党组织是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建立起来的，后来发展的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虽有一股革命热情，但对党的认识较浅，从我个人来说，对党的目的、方针、政策懂得的很少，所以组织上不断给我们一些学习材料。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小册子，毛主席《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西安进步影院阿房宫经常上映苏联革命影片，如《列宁在十月》(还有已经记不起名字)等。总之，凡有革命影片，党组织都通知党员去看，每看一次，思想上都得到很大鼓励。还有领导同志，在小组和支部会上，随着形势发展变化，不断讲一些工作方法、政策和策略。一九三八年在党的大发展时期，讲如何发展党员，团结群众；在抗日战争方面，针对国民党投降派讲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一九三九年以后，讲对国民党的斗争形势和策略，讲革命气节等等，以提高党员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在抗日方面，是宣传抗日，激发群众抗日情绪，参与抗日活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铁工话剧团，在西安以及铁路沿线的车站、农村，不断演出抗日内容的话剧，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九三八年冬初，我党为了吸收更多的工人参加群众组织，发起组织一个互济会，但经过工会和国民党庞海铁路特别党部备案批准以后，把互济会改成了战时救护队。我党领导认为：只要有利于组织群众，有利于抗日工作，也就同意了组织战时救护队。正副队长，由当时我们的党员靳景贵和吴冠杰担任，队员有二、三十人，大都是青年工人，我是队员之一。救护队配有担架、药箱和包扎药物等，铁路医院还对救护队员进行了包扎技术训练，演习了遇到空袭时如何隐蔽、卧倒、扑伏前进等动作。训练之后，遇有空袭，就带着担架、药箱等外出防空，随时准备抢救伤员。一九三九年初冬的一个上午，大华纱厂被日机轰炸，救护队就出动担架把受伤的工人从血泊中抬出，简单包扎，急送医院抢救，原来大华纱厂资本家和意大利使馆协议，在他的工房顶涂上意大利国旗，他认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是轴心同盟，有意大利旗子，日寇就不会轰炸，每逢警报空袭也不让工人外出防空，因此当天上班和下班刚睡下的工人，在日寇大肆空袭投弹时伤亡者较多。

救护队成立之后，接着就办了汽笛周刊，由党员赵建三编辑，大家写稿，有时稿子少时，赵就自编自写。他是洛阳八中学生，文学程度好，很能写。该刊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赵离开西安后，也因为形势限制出刊很少，以致停刊。

一九三八年，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西安各阶层人士和广大工农群众，抗日情绪很高，各抗日组织也非常活跃。我们铁工话剧团和救护队还请东北救亡总会、朝鲜义勇军代表到铁路扶轮小学开联欢会，会上他们介绍了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英勇事迹，我们也介绍了后方是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前方等，群情十分高涨。国民党铁路特别党部，对此景此情，虽不能公开制止，但他们却总是恨恨不平，想方设法借口限制。在一九三九年的上半年。特派员宋志先在机务段的纪念周会上指出，要全体工人参加国民党，想以入党来限制我党的发展。面对这一情况。经过请示，党组织定了三条；一是尽可能不参加；二是不能不参加时，要先请示后参加；三是在特殊情况下，来不及请示时，可以先参加后报告。根据这些意见。我们机务段的党员，经领导批准，多数参加了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仅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虚有形式，也是一种对策，我们仍然是为我党的革命事业而积极的工作着。

我参加共产党以后，发展的党员有：史忠福，曾炎鑫、朱来运，还回洛阳老家，介绍我二弟张绍育和青年郭云从去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以后他俩人都去了延安，张绍育给陈云同志当了瞥卫员。郭云从参加文工团到敌后作宣传工作了。在一九三九年春，组织分配我在西安火车站发动拾煤儿童，教他们唱歌，讲故事，启发他们的觉悟，和他们交朋友，必要时，通过他们做些传递信件等。以后又安排我参加了工青妇小组，我担任组长，但这个工作不长时间就停了。此外，夜间还去贴传单，以此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各拿传单，还到革命公园警附近的墙上去贴，完毕转到民乐园人多的夜市再转回来，这样去防止国民党的追踪。一九三九年秋初，借请假回家探亲的机会，去云阳省委办的学习班，学习了二星期。回来后，党组织让我和大华纱厂党组织联系工作。不久，安排我和柳文明、林树森组成支部，我担任支部书记，柳文期为组织干事，林树森为宣传干事，党员有潘信、史忠福、张尊玉，曾炎鑫、靳景贵、张学炎，姚澄润，戚宾、吴冠杰、朱来运、吕瑞沅、张嘉信等。吴冠杰没有编入小组，由我和他单独联系。有时，朱子彤同志也和他直接联系。

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加紧反共，对我们的限制更严了，社会上特务活动也更频繁，学徒中的田裕农和我曾住在一个房间的刘安启，他俩都和国民党关系密切，平时也都注意我们的行动，遇此，我们的行动更加隐蔽了。此时，西安各救亡团体之间的联系基本上也没有了，我们党为了巩固起见，发展党员也暂时停止了。这时我们的工作方法也有大转变，重点转为调查研究，密切群众关系，以广交朋友的办法，用以开展我们的群众工作。

一九四0年的下半年，党员吴冠杰接近了车务处的电报员谷忠义，故意伪装进步，被吴信以为真，来往频繁，组织给吴指出，谷忠义政治身份可疑，不能交往，而吴不听，最后决定让吴去陕北，他又把离西安的时间向谷忠义说了，谷则借欢送为名，请吴看电影，路经特别党部门口竞遭逮捕。第二天上午，我们得知吴冠杰被捕消息，中午即向组织报告，传达了组织的三项措施：一是紧急疏散支部，把己暴露的林树森送走。二是由我和柳文明处理善后。要同志们镇静照常上班，等待指示，迅速把书籍处理掉。三是规定接头的时间和地点。万一接不上，可以先回老家隐蔽，关系问题以后再说。吴被捕，工厂议论纷纷，气氛十分紧张，和领导未接上头，就按原来计划办，先回老家隐蔽。第三天晚上，我和柳文明离开西安。十余天后，柳返回西安小康村，又见到了朱子彤同志，他说，回家隐蔽是对的，去陕北因敌人封锁严，没交通员带路通不过去，让回去转告张绍良，都要自找职业，继续为党工作。组织关系由柳文明从中联系，留下的党员由朱设法联系。柳回来后，将以上情况转告了我。一九四一年春，我俩各自找了职业，继续为党工作。

二

自谋职业怎样为党继续工作，这是回家隐蔽以后常想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从西安回来，虽然还通过柳文明和组织上取得联系，但在那白色恐怖下来往信件什么也不好说，只能互相了解个大概情况，得不到领导上的具体指示。怎么办？我考虑仍按照过去组织上安排工作的意见行事。那就是密切群众关系，建立群众组织(我们不担任群众组织的领导，可以担任辅助职务掌握局面)，宣传党的政策，不搞清楚对象，不轻易发展为党员。对待职业，要尽力做好，取得领导信任。这样，在群众拥护，领导信任的前提下，才能得到隐蔽和站住脚跟，也才能利用一切机会为党开展工作，至于到陕北或解放区的问题，我主张有机会去更好，没有就留在白区工作，不能站脚时，要设法隐薇，然后再伺机工作。总之，为党工作不能畏畏缩缩。一旦不能站脚要迅速撤离，不能犹豫。这是当时我为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在自谋职业以后为党工作遵循的方针。

一九四一年春季，经本村教员介绍，到阎凹村教小学。我初次教书，没有经验.教的是一，二年级。因为学生太小，灌输不了革命抗日的知识，有时对五年级讲点抗日政策，因人数太少，也收不到多大效果。为了找到能为党多作点工作的职业，就抽空到洛阳瞅机会。暑假期间，见到河南省伪电话局招收话务员的广告，我想；电话局有工人，有话务员、消息灵通，是理想的能为党工作的好机关。一九三九年在西安领导上曾安排我去投考邮电局，考上后因找铺保困难没有去成，这次如能考上正符合领导意图，也符合我们党员要打入国民党的重要机关的要求。我报考了，也被录取了。共录取了30余人，在总结训练业务一个月期间，我采取交朋友的方法，结交了较多好友，倡导成立同学会：推选学员邓超普为会长，我为组织委员，负责和同学的互相联系，同学会的宗旨是保证职业，互相支援，我个人的主导思想是借此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训练结束后，我分在临汝县电话局，其他同学分到十余个县。我保持和同学会长以及各同学联系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后因天长日久，人员来往调动和时局变化，联络困难，同学会无形中解体了。而我仍然在电话局的日常工作中，对话务员、线工讲党的政策，宣传百团大战的胜利，宣传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鬼子的事，像说故事一样，谈山西游击队在敌人后方打击日本鬼子的活动。例如，孤胆英雄经常深入敌穴偷袭敌人等。经过宣传，职工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人民的，是打日本鬼子的主力军，对国民党报纸上捏造的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谎言给以揭穿.同时揭露国民党抗日节节败退，制造内战，拉丁拉夫，师管区饿死新兵。一九四二年饥荒时，国民党不管群众，依然大吃大喝，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点国民党的进步报纸()也针对时弊，用漫画、小品文等形式进行揭露。纸上登的一幅漫画“鬼笑”，鬼笑着说，“如不是县太爷刮地三尺，我何时才能见天。”小品文写着：“妞妞快长大，长大嫁给乡镇长、吃香的，穿光的，后边跟着挎枪的，姐姐快点长，长大嫁给乡镇长，骑洋车，披大裳，皮底鞋格格响。”这在当时对国民党统治的社会，真是一针见血的写照。通过我的宣传，提高了我周围工人、职员们对国民党的切齿痛恨，而对共产党非常崇敬、羡慕仰望。

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一个上校副官在临汝给西安打电话时，对我们讲了一席话。他说：“一九四一年去西康路过延安，由交际处长带领参观了鲁迅师范和机关生活，鲁迅师范制造了一种药物，它的消炎能力比德国六○六还好，解决了前方缺药的困难，参观机关时，见机关干部、士兵初冬时还身穿单衣，脚穿草鞋，问这样不冷么？交际处长说：“棉衣、布鞋送前方给战士们先穿了，后方干部战士自己再搞生产后边解决。又说毛泽东计划今年发动群众大量养羊，明年即可穿上粗毛呢服。”国民党上校副官说：“我对这个计划有点不信，所以第二年特地又去看了一下，果然每人都穿了粗羊毛呢服”，对此他赞不绝口，他又说：“共产党如此年苦奋斗，国民党继续腐败下去，非被共产党消灭不可。”我借国民党这个上校副官的话到处对群众传说，群众对共产党的看法也逐渐地改变着。

一九四三年夏季，日寇扬言，要从郑州渡黄河向豫西侵犯，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长官蒋鼎文，一方面加强防守，另--方面又准备退却，并准备在退却时让我电话局的人随军队作通讯工作，同时对我们进行集训，先局长、后主任，再一般工作人员。我是话务主任第二批集训的，在集训间，一个时事教官讲了一段抓丁拉夫、师管区饿死当兵的情况，他说：“师馆区的兵大都是抓来的，少吃没穿，饿病了大锅熬药，不论什么病每人一碗，药不对症怎么能治好呢？病兵未死，当官的急于报领棺材费，就抬出去活埋了，这样对待士兵怎么能打仗：”教官公开讲了，我就借机发挥，大肆宣传，因而引起了政治教官的注意，在结业时我的思想鉴定为“沉默”，事后洛阳电话局的话务主王继曾告诉我说：“政治教官对你很怀疑，如不是现在结业，你定出问题”。回机关后我就因此而被罢免去了话务主任的职务，降为话务员。免职后把我调到宝丰电话局当话务员。一九四四年四月间，日寇从郑州过黄河向豫西侵犯，我随着他们军队做了两天通讯工作，即随电话局撤到内乡丹水镇。汤恩伯的军队纪律极差，他们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搜刮民财，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所以在他们撤退的路上被农民打死打伤的不少，群众说：“你们打日本鬼子不行，欺压百姓十足。”并在河南流传着：“河南有三灾：“旱，蝗，汤恩伯”。我借此大加宣传，揭露他们的丑行。一九四四年下半年，蒋介石收青年军，并以好吃好喝，加发三个月工资为诱饵，吸收在职人员参加青年军，我对此作了反宣传。我说：“胡宗南的军队布防陕北边区，抗日几年了一兵未动，现在招青年军打日本是骗人，是扩大兵力，为内战作准备的。我们何必去为他们当炮灰”。结果话务员中没有一个去参加。

日寇侵犯豫西嵩县、芦氏以后又撤走了，十二月总局派我和一个线工，一个话务员，去芦氏电话局看守线路，我为支局长.到芦氏后听当地群众讲、“日寇在这时，八路军的游击队夜间经常来，但不惊动老百姓，在僻静地方住一夜，白天都不见了。”我就宣传八路军、游击队如何爱护群众，英勇打击日本鬼子的事迹。芦氏电话支局虽然恢复了，但没有业务收入，生活困难，线工回家，话务员另谋生路，一九四五年七月电话支局撤销，我被裁减，当我去总局交待手续时日寇投降了，总局留我当话务员，随局迁回开封，十二月间调到周口电话局当话务员。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和美国成立了三人调处小组，开始进行和谈.但国民党在美帝的支持下，一边谈一边打，同时调兵遣将，安排内战，调兵完毕就不谈了，内战全面展开，但他反咬一口，污蔑八路军袭击了他们，我当时在职工中揭露他们调兵的种种事实，戳穿他们的阴谋。

一九四六年七月间我八路军进攻淮阳，淮阳伪专署要往周口迁移，他先派了一个王视察去周口选地方，并到电话局向外联络工作。一天，我在值班，王视察向漯河要电话，我想不能给他顺利叫通电话，就故意推托，他等急了和我大吵。以后他扬言我不是“好人”并说我有共党嫌疑，等着他搬到周口来非整我不可。在那白色恐怖的时代，面且正在战争年代，他们是说到做到的，我不能坐以待毙。八月份我放弃职业再次回家隐蔽。

一九四七年春，我的同学康之正出任翟泉村完小校长(从小同学关系至好)，要我去担任总务。在学校我对几个教员讲了党的政策、目的，解放战争必胜，国民党必败等等，他们很受教育，很受启发，校长康之正有参加共产党的愿望，但我在过去“停止发展党员”的思想指导下，只想着他们能向往共产党就可以了，没有介绍他们参加共产党，现在回忆起来，主要原因是长期得不到党组织的具体指示，对形势发展吃不透，一怕出错，二怕失密，不敢自做主张发展党员、不过洛阳解放以后，这些老师都率先参加工作，在当时就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

一九四0年冬，党组织被破坏后，就是因为国民党对去陕北的路封锁很严，不能去延安，回洛阳隐蔽以及自谋工作期间，也曾几次设法到陕北去，到解放区去，但都因为没有成熟时机，所以一直没有去成。而我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失时机地为党作了工作。一九四八年四月洛阳二次解放后，即到洛阳市政府向秘书苏献汇报了从西安回洛阳以及自谋工作的经过情况，一九四八年七月西安地下党领导人朱子彤同志路过洛阳，我也同样向他作了汇报，他又把我的情况向洛阳市作了介绍，并告我说，你已参加了干训班，你就在洛阳工作吧。党籍问题，由洛阳市委解决。我按照他的指示，从干训班出来，就在洛阳工作了。

党籍问题，从一九四八年即申请要求解决，可是几经周折，最后在老领导朱子彤和杨玉成同志帮助下，到一九八八年三月洛阳市委才恢复了我一九三八年的党籍。历经四十多年才得到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群众组织反复调查，对我们西安地下党人员的历史都调查清楚了，当时党员靳景贵在调查中自述：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去国民党陇海路特别党部审稿时，谢盈昭问及机务段的救护队有无共产党活动时，就说出他自己是共产党员，一九四0年十月向特党部苗建平写出我地下党员十多人的名单。一九三九年靳景贵就表观工作消极，情绪低落，我们虽曾议论过他的工作表现，但没有查问原，更没有查觉到他已被国民党突击叛变，这说明当时我们政治上多么不敏感，警惕性多么不高，没有掌握好党员的思想变化，现在回忆起来，从靳景贵一九三九年向敌人说出他是共产党员外，还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也不给党组织报告，从此，已变成敌人在我们队伍内的奸细。一九四0年十月又写出党员名单，交给了国民党特别党部。一九四0年底，吴冠杰被捕，从这时开始敌人便对我机务十分段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公开破坏，没有多久，由于撤退的不彻底，党组织蒙受到更大的破坏。这一段工作，比吴冠杰被捕时的境况更为险恶，党组织彻底被破坏了。

从靳景贵的秘密被突击叛变起，到机务十分段党组织的被破坏，这个教训极为深刻。首先是靳景贵遭突击没被发现，使他长期埋藏在党内，让敌人了如指掌；其次是吴冠杰的被捕、完全是自己麻痹的结果；第三，后来遭捕的人还是吃了麻痹的亏，如果按照组织的撤退指示，大家都能坚决执行，虽有靳、吴的叛变，我们还有安全转移的时间和机会，但是有的仍继续麻痹下去，不肯迅速转移，党组织继续遭大破坏也是肯定的。

张绍(张绍良)写于河南孟津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日

说明：本文在采编过程中，得到了张绍（张绍良）子女，张道、张战军、张战山、张四妮和张爱玲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全文经张道、张战军、张战山、许炳献等多次反复审稿、校对和修改，并提供其保存完好的珍贵历史资料和照片。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