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丹妮：历史上的杀女婴现象何以被“中国化”

苏轼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表达了自己对民间杀婴的陋俗难以释怀。据他了解，“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对于杀婴的过程，他记录道：“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对此，他表示自己“闻之酸辛，为食不下”。（《与朱鄂州书》）

苏轼的这封信成了《生死之间：19世纪中国的杀女婴》（BetweenBirthandDeath:FemaleInfanticideinNineteenth-CenturyChina）一书的切入点。本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作者MichelleKing现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她的博士论文从文化史的角度，讨论了19世纪末中国的杀女婴现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7年）。历史上还有不少类似的记载，而这些文字正是本书考察的重点：中国历史上对杀害女婴的观念转变，而非杀婴的行动本身。

本书尽管正视历史上女婴被杀的严重问题，却并非旨在表达感伤及谴责。这种侧重的背后有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从研究材料来说，记录详实地涉及到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的杀婴例子相当有限，不过，保存下来的由男性执笔的二手证据则相当丰富，这些证据主要揭示的是对于杀婴的态度和观念。其二，对于观念转变的研究，有助于避开关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迫害女性的老生常谈，并提出可能存在却为人忽视的历史转变。与第二层考量相关的是此前杀婴研究的不尽人意之处：一方面，常见的问题出发点（诸如“为何女孩是杀婴行为的主要受害者？为何杀婴在中国如此普遍？”）往往把研究引到对儒家性别秩序的抨击上；另一方面，人口研究提供的数据和结论虽然表明杀婴对控制家庭规模的作用，但是在缺乏具体语境的情况下，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古代中国的父母铁石心肠、不顾子女死活的扭曲印象。实际上，通过与欧洲的情况比较，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存在着父母不要亲生骨肉的社会问题。

因此，本书提出了另一种思考方向：杀女婴到底从何时起、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变得如此中国化？（“JustwhenandhowdidfemaleinfanticidebecomesoChinese?”见原书第7页）作者认为，杀女婴的行为被贴上中国的标签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这种实践从地方的、道德的、慈善的议题转化为跨文化的、政治的、科学的全球性议题。正是西方人对于杀婴问题的呈现，塑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印象。到了20世纪初，连中国人都觉得杀婴是一个明显的中国问题，因此改革者们提出要根除杀婴的弊端，以改善中国人口的构成和数量。通过与西方的文化接触，人们逐渐认识到女婴对一个国家的意义。

著作封面

本书主体分成五章，分别讲述了关乎女婴命运的不同人群的故事。第一章“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女性与分娩”围绕着参与杀婴过程的女性，包括产妇、接生婆、婆婆等。作者着力分析了一名叶姓妇女（1567-1659）自述的早年溺死才呱呱坠地的女儿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析下的杀婴，不是一种在事后要被谴责或怜悯的行为，而是事件中一个有待作出的决定。产妇经常是在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终结亲生女儿的性命。在她们眼中，生育男孩意味着将来有可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并在家中赢得尊敬；而生育的女儿将来可能还要像自己一样受苦受难。而且，杀死女婴的决定可能也不是产妇个人的主意，分娩中在场的其他妇女，比如接生婆、婆婆、邻居大妈等都可能在其中扮演或积极、或消极的角色。在民间想象中，虽然杀婴可能导致的报应令人胆寒，但是如果此举不是生母的初衷，而是迫于如婆婆这样的家中长辈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生母仍会被视为恪守孝道而不被追究。

第三、四章考察了英语、法语的出版物是如何将杀女婴中国化，并把这一观念推向世界的。第三章“看见尸体：专家和证据”对于19世纪的所谓西方汉学“专家”及其著述提出诸多质疑，而质疑的焦点在于他们的证据大多是并不具有说服力的二手材料，因此无法证实杀婴是中国社会普遍而特别的现象。这些“专家”以皇家亚洲学会（RoyalAsiaticSociety）的早期成员及其位于上海的北华分支（NCBRAS）的成员为代表。作者随后考察了在中国游历的西方观察者对所见的婴儿尸体或是婴儿尸骨收殓处（例如婴儿塔“babytower”）的叙述，认为这些观察并不能被简单粗暴地视为父母杀害子女的罪证。从作者征引的有关当时婴儿丧葬习俗的著作来看，实际情况可能跟西方观察者的想象不同。作者继而分析了一些抬高杀婴比例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追根溯源又显示了统计的不可靠、甚至于来自没有根据的文化偏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本章对柏立德（GabrielPalatre,1830-1878）《杀婴和圣婴会在中国》（L’infanticideetl’OeuvredelaSainte-EnfanceenChine,1878）一书的讨论。该书在西方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者发现这位被派到上海徐家汇的法国耶稣会士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收录了前文论及的余治的著说和插图，并将这些内容与他搜集的关于杀婴的中文资料分门别类地放在自己的书中。其中的视觉化呈现似乎很符合欧洲读者的口味，满足其对异域的想象，所以这些图片又在其他一些书中被剥离了语境而单独再版。我们看到，原本出于劝善目的而创作的图文，至此不再只是用来提醒中国读者杀婴有风险，报应需谨慎，而是在被挪用为满足西方读者好奇的素材的同时，用来谴责中国文化风俗的弊端。

第四章“拯救灵魂：传教士和救赎”考察了法国圣婴会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美天主教会的学童中间，传播中国的杀婴问题。圣婴会于1843年成立，旨在支持海外的传教士对异教儿童进行洗礼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在信奉天主教的西方儿童看来，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事业，因此很多儿童慷慨解囊，定期捐款以推进这项事业。而中国婴儿被抛弃或杀害的印象，也随着圣婴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而不断加深。附带提一下，作为本章引子的故事发生在1872年的加拿大法语城市魁北克城（QuebecCity），约有三千名当地儿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由圣婴会组织的演讲活动。笔者想起曾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在魁北克的中国人》（ÊtreChinoisauQuébec,2013），其中一位接受访谈的当地老先生谈到，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传教士还会到其所在的学校告诉孩子们，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贫穷地方的儿童需要帮助。年幼的他相信，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小朋友，就证明他是更好的天主教徒。不难想象，这种从孩提时代起就接受到的信息，将会持续影响很多国外普通百姓想象中国人对待婴儿的方式。本章的阅读可以结合沈艾娣（HenriettaHarrison）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很多分析都呼应了沈氏的观点，展现了圣婴会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儿童。本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作者使用了更为广泛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这些资料此前未曾被讨论过，其中有一些为作者的个人收藏，颇为珍贵。

第五章“杀女婴的重构：新兴的国家”讨论了杀婴现象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激起的涟漪。一方面，大多中国人怀疑天主教传教士收容中国儿童另有企图，不是如其宣称的照顾和拯救他们，而是攫取他们的身体器官来研制某种秘方。这种猜忌不断发酵，终于在1870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天津事件，当地暴民残忍地杀害天主教修女。本书在对此事的分析中，引入民间善书、通俗故事里惩罚杀婴妇女的恐怖情节（参见本书第一章的讨论），推测暴行的实施或许受到了那些情节的启发。如果杀害婴儿理当遭受报应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当人们怀疑传教士杀害了本地儿童时，他们是有可能采取自己了解到的惩罚手段来对付他们眼中的罪人的。这种推测虽然难以证实，但是很令人唏嘘，因为那些善书、通俗故事，可能曾让天主教的传教士和修女们带着“拯救”他者的心态，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后来却又让他们在异国土地上遭受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一些生活在对外条约中的开放口岸的中国人，逐渐吸收了西方关于科学和妇女权益的学说，并在报纸等媒介上进行改编以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介绍节育和优生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努力见证了嗷嗷待哺的女婴如何被纳入构建民族国家的话语中。

注释和参考文献

King,:,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关于开篇引文，因笔者手头没有原著引用的版本（见原著第193页的注释），姑且参考另一版本。苏轼：《与朱鄂州书》，《苏东坡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474页。

对于余治的讨论，参见梅尔清关于太平天国的英文专著第二章。Meyer-Fong,::StanfordUniversityPress.

Ko,’sSisters:,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中文版见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Hershatter,::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中文版见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Burke,?Cambridge,UK;Malden,MA:Po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