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卡车司机：从考驾照起，她们就被误解

长期以来，“女司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嘲笑甚至被“污名化”，当然随着性别观念的变化，这一印象也在渐渐改变，包括人们因此质疑为什么要唯独在女性司机前加上性别。而在这其中有一类女性司机尤其被误解得深。

她们就是女性卡车司机。

与私家车不同，驾驶卡车是一项职业。同为职业，与出租车不同，驾驶卡车难度和要求高许多。同为高难度高要求的驾驶，与公交车不同，假设卡车需要承受长时间出差，有时长达数天乃至半个月，还可能参与装货、卸货。无论是影视剧还是生活见闻，所见卡车司机基本上都为男性，女性司机极为罕见，那么这是否是一门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

从决定考A或B类驾照起，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她们为什么还在这一情况下选择从事驾驶卡车的工作？我们摘编该报告第三篇第六章

访谈和分析，从中去理解女性卡车司机的工作细节，她们遇到的困惑、歧视，还有为此作出的突破，以及在身后支持她们的家庭和地域性别文化观念。比如报告认为，女性卡车司机的原生家庭大多氛围宽松，不强调性别差异，鼓励性别平等。这种“去性别化”的养育模式使得这些家庭养大的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较少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羁绊。而这也是她们如今在工作中去挑战和克服性别差异的重要动力之一。

原文作者|马丹

《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物流商装卸工女性卡车司机》作者：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让驾驶员来”“怎么是个女的”

女性卡车司机对于自身“职业性别少数”的位置感受颇深，除了举目望去职业场域内皆是男性这个客观事实，她们还经常感受到对于她们职业身份的性别歧视。这种歧视不仅存在于制度化的厂商内部，也存在于货运市场的角角落落，遍布女性卡车司机从考取驾照、入行到找货、提单、装卸、运输、结算的整个职业链条，甚至内化为许多女性卡车司机某部分的自我意识，让她们带有性别偏见的自我认同也成为职业性别隔离的一部分。

女性卡车司机最初感受到的歧视常常来自驾校。驾校教练一般是男性，常常对“女司机”抱有偏见，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处处渗透着这种偏见。没有任何驾车经验就报考B2级别驾照的XC在学车时就感受到了这种“泼冷水”的偏见。

入行后，这种性别偏见与歧视也无处不在。YX有一次携带证件去厂家提货，提货的工作人员是一名年轻女性，看到YX的第一反应是：

YX拿出驾驶证、行驶证，这位女性工作人员立刻转变了态度，连忙向YX道歉。她解释说看到YX是一名女性，又很瘦弱，第一印象就认为YX不可能是驾驶员，因为她见过的卡车司机几乎都是男性。之后，YX将停车场中自己驾驶的13米平板卡车指给她看，这位工作人员又一次展现出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印象。

“让驾驶员来”的故事也发生在他雇女性卡车司机应聘工作的时候。XS做了十几年他雇卡车司机，只遇到过两家愿意接收女性司机的公司，其他的公司会告诉她：“真不要女的，你多能干都不要！”究其原因，XS认为应该是觉得“女的事儿多，例如孕期、生理期等。

2018年交通部评选“十大最美货车司机”，图片中的女性是获奖者中唯一的女性卡车司机。她独自驾驶13米的半挂车，往来于山东和新疆之间，非常了不起。图片由原文作者马丹提供并授权

PZ工作的上一家物流公司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却一共只招收过3名女性卡车司机，因为该公司认为女性不足以应付各种体力劳动。辞职之后，PZ在网上寻找新工作，进行工作咨询时，对方根本没有想过她会是求职者，因为对方想象的求职者一定会是“他”，而不是“她”。

LH在装卸场地也经常会遭遇“让司机来干活”的误解，因为没有人认为她是理所应当的卡车司机。装卸工认为，在货场出现的女性一定是卡嫂，他们倾向于认为，即使是拥有正式资质、能够驾驭卡车的卡嫂，也只是起替代作用的后备劳动力，她背后一定还会有一名男性驾驶者是主要劳动力。

来自同为女性的职业性别歧视也非常普遍，有不少女性卡车司机遭遇到的歧视都来自女性货主或女性工作人员。

短途还是长途？

如果说“让驾驶员来”“怎么是个女的”代表着公路货运业水平的职业性别隔离，即女性直接被排除在卡车司机的性别认定、招聘雇用或者职业形象之外，那么货运企业内部对于男、女卡车司机的劳动分工则代表了垂直的职业性别隔离。最典型的例子来自货运企业中的女性卡车司机被集中于短途运输，而不被允许从事长途运输。

除了ZH，我访谈的他雇女性卡车司机都表示出想要驾驶长途卡车的意愿。在货运企业中，招聘时没有性别偏好、能够接收女性卡车司机的比例本就不高。而在女性卡车司机能够顺利入职的公司里，她们也基本会被分配去从事城区、公司附近的短途货运，很少有女性能在受雇于企业的前提下成为长途卡车司机。

左：跟车的卡嫂：中间及右边：女性卡车司机。图片由原文作者马丹提供并授权

从客观情况来看，他雇女性卡车司机并不缺乏驾驶长途卡车的条件。ZH、XS的驾照是A2，PZ的驾照是A1，SP的驾照是B2，也就是说，她们全部具备驾驶长途大型卡车的职业资质。同时，她们也并不缺乏驾驶经验：这些他雇女性卡车司机都入行已久，进入公司驾驶卡车之前ZH开过货车、出租车，XS与丈夫一起经营过冷藏货运，PZ买过卡车、跑过长途，SP经手过很多辆货车，还做过代驾。可以说，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她们大多经验丰富。那么，在这样的客观前提下，为什么当她们进入公司成为他雇卡车司机时，却不被允许驾驶长途卡车？这种性别分工又意味着什么？

DB快递公司的L经理管理过长途货运，对于长途卡车司机的工作与生活非常熟悉。她认为长途、短途最大的区别在于工作周期：

除了工作时间的差异，从车队管理的角度来说，L经理认为对于长途司机与短途司机，她需要操心的事情不一样。长途货运的执行者是由主驾、副驾组成的驾驶小组，管理的关键点是让两名驾驶员齐心协力、和谐相处；而短途货运的执行者一般是一名独自驾车的卡车司机，管理的关键点在于安排好所有短途司机的班次和具体工作，保证公正与公平，使每个人都能挣得符合预期的工资。

工作周期与搭档问题是L经理不会安排女性卡车司机从事长途货运的主要原因。从工作周期来说，她认为长途配送时间久、强度大，驾驶员在车上熬夜多、休息不好，不适合女性。从搭档问题来说，女性卡车司机的应聘者本来就少，再组成合适的搭档更是难上加难，与男性卡车司机搭档又有诸多不便。因此，不如“一刀切”，只让女性卡车司机驾驶短途班车，减少沟通成本与管理成本。

但是，如果像RQ物流公司一样，女性卡车司机达到一定的数量，几位女性司机又有组合在一起跑长途的意愿，是不是就可以从事长途货运了呢？RQ物流公司的实践证明，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RQ物流公司主管车队的W经理在招聘时并没有性别偏好，只要符合驾驶资质、通过入职考试，男性卡车司机与女性卡车司机他都会接收，这一点在性别平等的角度上已经超过大部分货运企业。同时，W经理认为女性卡车司机能干、细心，而且配合度高、易于管理，优点很多。W经理的车队中资格最老、工作最稳定的司机XS也是女性卡车司机。但是，无论客观上女性卡车司机的驾照类型、从业资质是否符合长途卡车司机的要求，也无论主观上这几位女性卡车司机提出过多少次跑长途的要求，W经理都很坚决地表示：

W经理与L经理不让女性卡车司机从事长途货运的理由非常类似，但是对于RQ物流公司的女性卡车司机来说，却有不太一致的看法：她们都想跑长途，也认为自己可以胜任，虽然每个人具体的想法又并不完全一致。

按照XS的叙述，RQ物流公司跑长途的驾驶员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驾驶长途卡车运送疫苗、国药之类的货物。由于公司有严格的安全规定，因此长途卡车上一定配备两名驾驶员，并且必须按照国家关于疲劳驾驶的规定，4个小时轮换一次。对于XS来说，这是性别与年龄的双重阻碍。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卡车司机们。图片由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提供并授权

然而对于跑长途，有过多年夜班工作经验、至今仍然在做夜班司机的XS认为女性完全可以驾驭，不成问题。

PZ以前自己买车跑过长途，因为有过实践经验，她更加认为女性驾驶长途卡车没有问题。

对于女性卡车司机跑长途，SP没有XS与PZ那样斩钉截铁，她认为女性司机可以尝试，但是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在SP看来，风险来自安全问题，来自女性对于修车、解决各种突发问题的生疏，也来自运送贵重药品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可能会超出她的心理承受能力。

SP对公司看法的认同，更多地来自她对W经理的敬重与感激。她第一次进入RQ物流公司时，因为个人原因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当她第二次来到RQ物流公司时，W经理欣然接受了她的回归，这让她非常感动。SP觉得W经理是负责任、于她有恩的大家长，因此W经理的话她深信不疑。

几乎在所有国家和地区，女性卡车司机都是这个职业里处于边缘的少数人。图为以女性卡车司机为题材的德国电影《女卡车司机》（DieTruckerin2016）剧照。

女性职业性别少数群体进入男性为主的职业虽然证明了她们从事这份工作的可行性、合法性，但是仍然要面对职业内部具体的劳动分工，而具体的劳动分工很可能是性别化、等级化的。关于长途、短途的分工是很重要的层面，因为在公路货运业中，长途、短途货运在很多方面都有高低之分。这种劳动分工使得女性在职业等级制中处于边缘化的、较为底层的位置，失去了职业发展更多的可能性与向上流动的机会。

而女性卡车司机打破职业性别隔离的主要策略，就是“去性别化”的过程。“去性别化”来自女性卡车司机的家庭关系、劳动过程，也来自她们的性别策略与工作实践中积累的职业性别认知。其中，家庭关系是她们进入这一职业最关键的一环。在女性卡车司机讲述以职业性别少数的身份入行、工作的经历时，无一例外都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

“你首先要得到家人的支持”

女性卡车司机的原生家庭大多氛围宽松，养育模式不强调性别差异，鼓励性别平等。这种“去性别化”的养育模式提供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性别观念的浸染，使得这些家庭养大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较少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羁绊。

GR是在父母的提议下考驾照、学开卡车的。这固然与家中的货运生意和经济收入有关，也与她所在家庭的氛围、养育模式和性别观念有关。GR的父母从未考虑过她的性别是否适合货运这份工作，对他们而言，“生路”比“男女”更重要。

因此在GR看来，卡车司机只是众多工种中的一个，并没有被印上性别化的标签，她所感受到的对于女性卡车司机异样的目光也大多来自外地人，而在她生活的城市非常少见。她的家乡是“唯能力论”，并非“唯性别论”。

SY的父母在她入行时表示过反对，原因是不想让女儿从事这么辛苦的工作，但是女儿一旦做出了决定，他们就无条件支持，并且肩负起照顾SY子女的重任，让SY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工作。

SY认为在“养家者”的角色上，男性拥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总是可以一锤定音。而女性需要后天积累合法性，需要逐步进行谈判与商议，才能赢得同意与支持，因此家庭的支持与帮助就成为她维持“养家者”角色坚实的基础。

SY无须使用商量的口气与她的性格有关，也与她成长的家庭氛围及父母的养育模式有关。父母、亲人的支持是SY能持续多年驾驶卡车最重要的助力。

原生家庭、家乡风俗文化关于性别的看法极大地影响着女性个体的性别观念以及长大后的职业选择。那些敢于并且能够进入到传统男性工作领域打破职业性别隔离的女性，其成长往往离不开“男女平等”的地方风气、原生家庭“去性别化”的养育模式与宽松自由的家庭氛围。同时，原生家庭提供的物质、精神支持对于女性成为卡车司机来说也尤为重要，正是很多原生家庭的父母帮助照料下一代子女，女性卡车司机才有机会挣脱母职与工作之间的两难抉择，继而得以维持自己的职业选择。

相反的，原生家庭的家庭氛围与养育模式若是被打上了性别化的烙印，就会对生长于其中的女性造成职业选择的困扰，减少她们进入到男性化的职业领域并维持其职业选择的可能。如果PZ不是坚持自己、一路抗争，那么最初因为家乡与家庭的性别偏见只能报考C1级别驾照的她就不会一直增驾到A1，成为可以驾驭76米卡车的女性卡车司机。

关键领路人

由于卡车司机是一个性别化的职业，女性作为职业性别少数，从传统上来说缺乏男性那种与生俱来的合法性。因此，女性卡车司机在职业生涯之初，常会有1~2个重要的领路人。这些领路人大多来自女性卡车司机的家庭内部，有的是原生家庭的父亲、兄长、亲友，有的是婚姻家庭的丈夫，几乎全部是男性。

上图：小女孩坐在爸爸的卡车里；下面：长大后的她，跟着父亲进入了城配货运的行业。图片由原文作者马丹提供并授权

在访谈的案例中，多数领路人都是家中驾驶卡车的男性，主要是哥哥与父亲。SY在考取驾照之前跟随哥哥跑车几年，哥哥不仅带她跟车、教她开车，还帮她买车、支持她跑车。YX在入行之前也是先跟着哥哥跑车，拿到驾照之后还与哥哥一起在上海从事短途货运。PZ看到哥哥开车才萌生了也想开车的想法，并且使用哥哥的货车学会了驾驶卡车。

SP家中有四五位男性卡车司机，她在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就喜欢卡车。ZH则认为她从小跟着哥哥一起玩，所以从小就不玩布娃娃，而是喜欢车。在她计划从叉车工转为卡车司机时，也是哥哥用自己的卡车陪伴她练车，给了她极大的精神鼓励与支持。其他领路人则是丈夫。她们有的是在丈夫的建议下考取驾照入行；有的是跟随丈夫驾驶卡车，在跟车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喜欢开卡车；有的则是为了与丈夫轮流开车考取了驾照，之后才发现驾驶卡车竟是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这些重要的领路人与女性卡车司机有着亲缘或婚姻关系，他们不仅带领女性入行，还提供“试一试”的机会，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支持着她们。由于性别刻板印象与职业性别隔离的原因，很多女性的人生选项从来没有出现过“卡车司机”这一项，而重要的领路人使得这些女性得以接触到这个男性化的领域，拥有了“试一试”的机会与可能性。

很多女性卡车司机的职业生涯，都是在领路人有意或者无意的带领下从“试一试”开始的。“试一试”往往成为激发女性卡车司机进行职业选择的重要步骤，而缺少领路人的引领，很多女性很可能就失去了“试一试”的机会，从而与这份工作失之交臂。

可见，无论原生家庭还是婚姻家庭的状况，都与女性卡车司机的自主选择与工作实践紧密相关。从正面影响来看，原生家庭与婚姻家庭基于“重要领路人”的引领与支持是女性卡车司机进行职业选择的动力，女性卡车司机的工作实践又反过来影响着原生家庭与婚姻家庭之家庭策略的调整与性别观念的进一步提升。从负面影响来看，原生家庭与婚姻家庭的限制和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了女性卡车司机工作的持续性，女性卡车司机基于自主性的选择又打破了这些限制与阻碍，一方面以此为契机建立了职业选择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常常陷入两难抉择，引发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有的甚至最终走向婚姻的解体。

本文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第三篇第六章，摘编有删节、顺序有调整。

作者|马丹

摘编|西西

校对|刘军